隨著中國逐漸富強起來，我們意識到自己需要更多地去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引導國際輿論 。于是，中國開始大力鼓勵年輕人去國際組織實習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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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開通國際組織人才信息服務平臺/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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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紛紛推出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項目/圖源網絡
從2011年參加中國聯合國協會 舉辦的“國際公務員培訓班”，到這幾年看著越來越多的高校搞“國際組織人才班”、并成為其中個別項目的校外導師 ， 筆者意識到，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
這種“國際組織人才班”形式多樣：
有專門培養國際組織人才的學院：比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成立了全國首家貿易談判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成立了國際治理創新研究院等；
也有一些高校開設了以“到國際組織就業”為培養目標的專業和項目：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聯合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和武漢大學法學院等，于2015年設立了創新型人才國際合作培養項目——中歐歐洲法項目；
還有一些高校設立了短期培訓項目：例如北京大學的引領未來國際組織人才啟航計劃；華中科技大學的國際組織后備人才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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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觀察中，筆者擔心我們可能有一個東西走偏了——許多國際組織人才班把“國際組織”定位在了聯合國等“國際政府間組織”，而忽略了廣大的NGO世界 。
國際組織，是指具有國際性行為特征的組織，根據成員性質主要分為兩類：
國際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IGO）：主要由主權國家或者其他IGO構成的、依據政府間協議成立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歐洲聯盟和世界銀行等；
國際非政府間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INGO）：任何國際組織，凡未經政府間協議建立 ， 均被視為INGO ， 如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綠色和平等 。在中國，NGO也被稱作民間組織或社會組織 。
而在筆者看來，這種對國際組織定位上的“偏科”，可能會導致我們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影響國際輿論的初心無法順利實現 。原因如下——
一、聯合國等政府間組織 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美好和全能
在國內 ， 因為對國際事務不是很了解，有許多人仍然覺得聯合國等政府間組織聽上去非常高大上，仿佛是一個對世界影響非常大、十分受人尊敬的機構 。它也代表了我們對其他國際政府間組織的想象 。
誠然，聯合國的許多成就是空前的——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對90個國家的核反應堆進行核查 ， 確保核材料不轉用于軍事目的，從而防止核擴散；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為聯合國六大主要機構之一）的裁決和咨詢意見幫助解決了涉及領土問題、外交關系、劫持人質、庇護權等國際爭端；國際農業發展基金向最貧困無依的人提供信貸，幫助了近100個發展中國家的2.3億人......
然而，國際上也看到它的許多問題 。
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國際發展碩士學位時，因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提出人之一杰弗里·薩克斯就是我們系的創始人和老師，所以老師與同學經常討論一些相關的話題，也不介意坦誠地探討許多對聯合國的批評 。
當前國際上通常認為，聯合國在國際舞臺起到的作用其實比較局限；還有批評認為，聯合國本身也有不民主、腐敗、官僚化、效率低下等許多問題存在 。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博爾頓甚至曾表示：“紐約的聯合國秘書處大樓有38層 。如果少10層，其實也不會有太大變化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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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版知乎”上有人提問：為什么聯合國如此低效、無用？/Quora
說聯合國“無用”，首先得回顧聯合國的建立初衷——《聯合國憲章》要求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 甚至在必要情況下應采取強制行動 。然而，聯合國成立七十余年來，局部戰爭不斷發生，許多至今仍威脅著人們的各項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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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8年持續至今的克什米爾沖突，至少造成了68,000人死亡/TRTWORLD
分析并整合各種批評的聲音，至少有三個原因導致這一初衷無法實現：
首先，真正具有決策權和實際執行權的是安理會，而安理會可以說是被五個常任理事國掌控的（目前為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中國） 。在表決非程序性決議案過程中，其中任一國家一旦使用否定權，相應的決議便無法通過 。
而實際上，否決權常常被用來維護自身利益，而非國際建設 。比如，上世紀后半葉 ， 受冷戰政治影響，一旦美國同意某項決議 ， 蘇聯幾乎立刻一票否決，反之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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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會會場/圖源網絡
其次，一個超級大國往往可以成為聯合國的操縱者與掌權者 。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聯合國的資金來源是其成員國 。
最后，國際法與國際法院的裁判不具有強制力，執行與否純靠相關成員國自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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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2019年資金來源可視化統計 。從圖中可以看出 ， 2019年，美國為聯合國最大資源提供國 。/howmuch.net
我們再來看對于聯合國本身的批評 。
有批評指出，聯合國憲章將立法、行政、司法系統的三類權力全部給予了安理會，再考慮到五個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威力，聯合國并沒有其所稱的那么“民主” 。
而針對腐敗問題，有觀點認為在現有機制下，聯合國的低效與腐敗是注定的 。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第一 ， 即使聯合國低效、無能，它也不會被其“消費者”所懲罰；在這一領域，沒有任何其他機構與其“競爭”；
第二，由于沒有類似于國家機構中議會這一監督機構的存在，聯合國政策制定等環節的透明度有待提高；
第三，聯合國官員開的無數的會議所產出的報告、指南、白皮書和協議等究竟質量如何、科學與否，都沒有相應的評估機制去衡量 。
聯合國在伊拉克的“石油換食物項目”（Oil for Food Program）的腐敗丑聞，更是讓其喪失了很多人的信任 。據BBC報道，針對此次腐敗事件的調查報告顯示，該項目前負責人Benon Sevan收取了近15萬美元的賄賂；另一名聯合國系統的采購員更是從該項目中收取了近100萬美元的賄賂 。
筆者列舉這些國際上對聯合國的批評，并非想否定聯合國做出的成績 。
我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將聯合國“神化”，更不要覺得國際組織“就是它”了 。
筆者更想指出的是，同樣是在幫助世界變得更好的工作上，NGO（非政府組織）扮演了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說作用不亞于聯合國等國際政府間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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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圍內已經有一千萬+NGO / worldngoday.org
在開展工作時，NGO相較IGO（國際政府間組織）具備一定優勢 。比如，NGO受到的各方面限制往往更小，能夠更自由地嘗試、試驗創新方法 。同時 ， NGO，尤其是資金不來源于政府的NGO ， 往往被認為能夠相對不被政治觀點左右，從而專心致力于實現其目標 。
此外，因為要去與其他機構競爭、爭取籌款，NGO往往會非常重視提高工作透明度、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效 。這相當于一個間接監察機制和消費者選擇機制 。
NGO深深扎根于當地社區，能更及時準確地發現問題，并作出反應 。這也是為什么聯合國等IGO會將一部分資金直接用于資助NGO 。
筆者在聯合國工作的前輩跟筆者交流時，也曾開玩笑道：“如果你想要一份工資高、生活體面的工作 ， 那就來聯合國；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事情、幫助世界變得更好，那還是去NGO吧 ?！?br /> 二、很多時候，在國際上給中國帶來挑戰的是NGO
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其實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也是與NGO而非IGO相關 。
在環保、野生動物保護、人權等領域的國際舞臺，NGO對中國的監督和批評非常常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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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道，總部位于倫敦的環境調查機構（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在一份公布的報告中援引達累斯薩拉姆的象牙商人指出 ， 在中國國家領導人2013年出訪坦桑尼亞時，其政府以及經濟代表團成員購買大量象牙，造成當地象牙價格翻至每公斤700美元 。報告稱，部分象牙甚至被打包于外交郵袋中，裝載于領導人的專機上 。

后來 ， 中國林業局官員孟憲林對法新社表示，EIA的報告是“子虛烏有”；中國當時的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也在例行采訪人員會上稱該份報告毫無根據 。但是 ， 成立于1984年、曾參與推動1989年國際象牙貿易禁運條例的EIA在國際上頗具影響力，這次事件對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幾乎難以評估 。
NGO帶來的絕對不止是名譽上的影響 。它們可以給一些中國海外項目造成阻礙，甚至致其擱淺 。
2009年 ， 中緬合作 ， 計劃在伊洛瓦底江 的上游修建7個梯級水電站 。密松水電站是其中最大的電站，預計建成后壩高152米，將成為世界第十五大水電項目 。
然而，這一超級工程在2011年被緬甸政府單方面宣布停工，至今仍未能復工 。
在緬甸本土影響較大的緬甸河流網、克欽發展網絡組織等NGO在密松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這里要說明的背景是，在緬甸，NGO已經成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因此，NGO對待密松水電站的態度，會很大程度上影響緬甸民眾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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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NGO反對中國工程/圖源網絡
密松水電站事件并非孤例 。2012年3月5日，中國鐵建與厄瓜多爾科里安特公司（ECSA）以及厄瓜多爾不可再生能源部，共同簽署了米拉多銅礦項目開采協議 。這是厄瓜多爾第一個特大型固體礦項目 。
然而，這一項目遭到環保人士和土著居民的強烈反對 。3月5日，也就是協議簽署當天，由NGO組織的一些示威者到中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抗議，致多人被警方拘留；3月8日，厄瓜多爾原住民全國聯合會（CONAIE）在項目所在地薩摩阿-欽奇佩省掀起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其領袖聲稱銅礦開采項目將破壞環境、污染水源、影響原住民的生產和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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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特大銅礦米拉多銅礦/礦冶園
此前 ， 采礦預計將在2014年開始 。然而 ， 最終直到2019年7月，該項目才建成投產 。
另一個位于緬甸的有中方參與的銅礦項目也經歷了許多波折：緬甸的萊比塘銅礦項目，是當時亞洲在建的最大濕法煉銅工程，總投資10億美元 。雖然該項目在2016年完成了年度生產目標，但從2012年開工以來，其經歷了多次不同規模的沖突事件、兩次重大“停工-復產”，共造成1人死亡 ， 多人受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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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比塘銅礦沖突事件現場/Facebook
【聯合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在線項目有用嗎】在這個項目中，國際NGO參與了抗議和游行，支持村民發起法律訴訟；緬甸NGO也代表村民與緬甸政府和企業進行談判、協商 。
三、中國人參與國際NGO的程度亟待提高
我們經常講，中國人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太少，這確實是事實 。
2016—2018年度，中國每年承擔7.921%的聯合國會費和10.2%的維和攤款，但根據聯合國秘書處2019年提交的報告顯示，上一年度中國籍職員在聯合國系統長期、定期、臨時任用共計546人，占比僅1.46%，少于美國（2531人）、法國（1476人）、英國（839人）、俄羅斯（555人），為五大常任理事國最低，且在聯合國系統擔任中高級職位的人數嚴重不足 。
聽上去好像確實挺嚴重的 。
然而，中國人參與國際NGO的不足其實更加嚴重 。
不算許多國際NGO的國內辦事處，在國際NGO中任職或擔任中高級職位的中國人可謂鳳毛麟角 。許多著名NGO在國際官網上陳列出的核心成員列表中難尋中國人身影（如World Wildlife Fund僅有1名，Mecy Corps、Action Aid、ADRA（Adventist Development & Relief Agency）、Article19、CBM、Child Fund等個數則為0） 。
國際舞臺上，也很少有中國NGO的身影 。
基金會中心網數據顯示，2016年國內僅有約 1% 的基金會（52 家）關注國際事務（基金會是NGO常規的資金來源） 。
據民政部統計，截至 2014 年底，中國共有國際及涉外類社會組織 529 個，只占 2014 年度 60.6 萬個社會組織總數的 0.09%，關心海外事務的社會組織比例仍非常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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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把國際組織理解為“IGO（國際政府間組織）”的“偏科”本身，筆者認為這背后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帶著官本位觀念的我們，習慣了過于重視“官方組織”的作用，輕視民間組織的作用 。
中國企業在走出國門、到處投資建設的早期 ， 覺得只要當地政府沒意見就好 。因為輕視當地NGO、不重視與他們溝通 ， 而導致最后吃苦頭的事情，已經發生很多次了 。好在今天走出去的中國企業 ， 已經開始重視NGO 。
而在講到國際組織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擺脫官本位、重視“官方組織”的思維慣性，還是只盯著那些政府間組織 。
二．體制內一些人過于保守，以至于不敢碰觸NGO話題 。
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尤其是體制內工作的人 ， 將NGO視為洪水猛獸、西方反華勢力，不敢講到他們、不敢接觸他們、生怕犯錯誤，更不用提鼓勵中國學生到NGO去參訪和實習了 。
這也自然導致了高校的“國際組織人才班”，辦著辦著就變成了“國際政府間組織人才班” 。
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如果NGO確實會給我們造成很多問題，如果他們之中確實有很多“敵人”，我們不更應該去接觸他們、了解他們嗎？
三．國內缺乏了解國際NGO、了解國際話語與規則的人 。
不少高校國際組織人才班的老師們也很發愁——他們自己也不是很懂這些話題，怎么教學生呢？
因而他們請前外交官來講 ， 請在聯合國工作過的中國人來講 ， 請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領導來講 。
筆者絲毫不懷疑這些老師能講好政府、聯合國、企業，但是，學生這樣得到的視角是足夠全面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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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筆者認為 ， 如果希望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軟實力 ， 提高中國在制定國際規則、影響國際話語中的力量，做好民心相通、講好中國故事，那么我們應該把重心放在培養中國青年人加入國際NGO、甚至是成立國際NGO上，而不是只盯著聯合國、世界銀行之類中國已經有一定參與度、并且有更多參與度也無法多大程度改變中國國際形象的機構 。
而為了做好這件事，我們需要：
1. 進行大量調研，了解國際上的NGO，包括我們視作“敵人”的NGO；
2. 在高校中拓展中國青年學生在這方面的國際視野，鼓勵他們更多去了解和參與國際NGO工作，包括環保、野生動物保護、性別平等、兒童權益等許多方面；
3. 鼓勵中國青年學生到國際NGO實習和開展志愿活動，甚至去工作；
4. 鼓勵中國青年人成立小型的國際NGO，在國際舞臺上活動，逐漸探索中國NGO走出去的道路，用中國的民間與世界的民間去對話 。
不如，先了解一下中南屋？

中南屋是一家由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發展項目孵化、致力于世界公民教育的社會企業 。通過國際調研、 義工旅行、環球游學等PBL(Project-Based Learning) 項目制學習和國際交流機會，我們致力于幫助中國青年走向全球、筑夢一帶一路，使其成長為具有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世界公民意識的中國新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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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泓翔 張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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