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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 , 侯先生到處奔波 , 不斷寫信 , 爭取樓蘭考古報告的出版 , 爭取申請課題獲得出版資助 。 當然 , 最后的結果都一樣 , 考古報告進入睡眠模式 。 1990年7月11日的《新疆日報》第四版 , 有《難出書、出書難》的文章 , 還專門舉出侯燦先生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為例進行說明 。
事實上 , 關于樓蘭考古 , 侯燦先生一直在掙扎努力 。 付出的心血太多 , 忘記并不容易 。 1994年我到北京讀書 , 跟侯燦先生的聯系主要以書信為主 。 知道侯先生放不下樓蘭 , 我曾建議 , 可否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那樣 , 用比較通俗的形式公布考古資料 , 總比沒有聲響好 。 侯先生覺得可行 , 這是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樓蘭的發現》書稿計劃的因緣 。 在北京讀書期間 , 我跟朱玉麒聯系很多 。 玉麒兄博士后出站之后 , 繼續回新疆師大工作 , 不僅主編《西域文史》學術雜志 , 還主持了該校的西域文史學科建設 。 他知道侯燦先生有樓蘭考古的第一手資料 , 于是積極聯系侯先生 , 雙方敲定《樓蘭研究與探查》項目 , 新疆師大出經費 , 侯燦先生著手研究 。 當時 , 侯先生已經退休 , 先定居成都 , 再轉移上海 , 與玉麒兄定的計劃是2004年底 , 轉年即投入工作 。 侯燦先生1936年出生 , 至此 , 已經年近七十 , 而兩年前剛剛完成心臟搭橋手術 , 卻并不滿足于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 , 遙遠的樓蘭 , 依然是心魂的牽掛 。
現在看來 , 樓蘭 , 注定要成為侯燦先生永久的遺憾 。 他有力量的時候 , 社會環境不能給予機會 。 如今 , 新疆師大將機會送上門 , 侯燦先生卻無力把握了 。 他已年老體衰 , 病魔纏身 。 我得到的消息有限 , 但總是侯先生的病事又有增加這類不祥的信息 。 雖然如此 , 侯燦先生依然在進行最后的努力 。 2012年 , 當侯燦先生把論文書稿《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寄給我的時候 , 我其實無法了解 , 在論文集和樓蘭考古研究之間 , 事實上侯先生已經進行了選擇 , 樓蘭研究實在無力完成了 。
2016年6月20日 , 侯燦先生永遠地離開了 , 他再也不用為樓蘭心碎了 。
我深深知道 , 樓蘭考古報告是侯燦先生最大的牽掛 , 如果有機會出版 , 至少能夠安慰一下侯先生的在天之靈 。 我認真地詢問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所長 , 侯燦先生已然不在 , 能否安排出版他的生前作品?于所長斬釘截鐵地說 , 毫無問題 , 全部由考古所出資 。 我把電話打到上海 , 得到的消息幾乎就是噩耗——或許正處在傷痛時期 , 侯燦先生夫人吳美琳老師很肯定地說 , 沒有這樣一部書稿 。 我不僅驚愕 , 而且產生一個可怕的想象:會不會是侯燦先生過于傷心 , 一氣之下毀掉了書稿?我呆坐在椅上 , 幾乎忘記掛斷電話 。
2019年6月18日 , 在侯燦先生去世三周年的前夕 , 我認真地寫下《懷念侯燦先生》一文 , 先是發表在上?!段膮R報》(2019年9月20日“文匯學人”) , 后來被編輯作為序言收入侯燦先生《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一書 。 當時的想法很清楚 , 一定要把侯燦先生《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故事記錄下來 。 該書出版后 , 吳美琳老師驚醒了 , 她在全家各處進行了全面搜查 , 終于在一個密封完好的牛皮口袋里 , 找到了整整齊齊的文字和圖片原稿 。
吳老師的電話 , 讓我興奮了好幾天 。 朱玉麒教授的興奮比我更甚 , 立刻決定由新疆師大黃文弼中心叢刊出版 。 2019年12月17日 , 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 , 我們乘車前往上海 , 鄭重接受了侯燦先生的遺稿《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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