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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丹|康丹談契丹文和消亡語言研究

女真墨爾本大學羅依果康丹文和

康丹|康丹談契丹文和消亡語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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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丹（章靜繪）
2021年4月16日 ， 契丹文專家康丹（Daniel Kane）在澳大利亞墨爾本逝世 。
康丹先生生于1948年1月25日 ， 自幼家境貧寒 ， 跟隨單親母親生活 。 在墨爾本大學主修中文和俄文 ， 并于1971年取得一等榮譽學位后 ， 康先生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 1975年 ， 他完成了關于女真文的博士論文 。 1981年起 ， 康先生在墨爾本大學擔任中文講師 。 1997年 ， 他被麥考瑞大學聘為漢學教授 ， 直到2012年正式退休 。 在麥考瑞 ， 他繼續研究女真文 ， 以及目前尚未完全破譯的契丹文 ， 成為了世界范圍內屈指可數的契丹文專家 。 2016年他在耶魯大學關于契丹文的講座 ， 依然是目前西方學術界的標桿 。
康先生曾先后兩次被派往北京 ， 在澳大利亞駐京大使館工作 。 1976年 ， 他第一次到北京 ， 除了每天早起閱讀中文報紙 ， 在大使晨間早報前做足準備外 ， 他經常外出閱讀大字報 ， 跟學生們聊天 。 當時大家都聽說 ， 有一個澳大利亞人 ， 可以現場即時翻譯大字報 。 1995年至1997年間 ， 他在澳大利亞大使館擔任文化參贊 。 1980年代 ， 康先生遇到了旅澳求學的葉曉青女士 ， 雙方互相欣賞 ， 成為彼此一生的摯愛 。 葉曉青女士是上海的才女 ， 才子佳人 ， 兩人十分登對 。 可惜天妒良緣 ， 曉青女士在九十年代不幸罹患疾病 ， 她與病魔做了二十幾年的斗爭 ， 于2010年逝世 。 葉曉青女士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 病逝前的十幾年里一直在寫關于清廷和戲劇的書 ， 直到生命最后幾個月 ， 她依然筆耕不輟 。
先生生前好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博士后任璐蔓在2019年采訪了他 ，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翻譯系博士張曉璇翻譯了這篇訪談 。 仙人已過蓬萊閣 ， 不知如今已和曉青女士團聚了的康丹先生 ， 在天上是否破譯了契丹文？
您在墨爾本長大 ， 是在什么機緣下對亞洲語言產生興趣的？
康丹：我從小就對語言萌生了濃厚的興趣 。 上小學的時候 ， 我常常會問身邊的小朋友（他們大多都是二戰后歐洲移民的孩子 ， 有的來自波蘭 ， 有的來自匈牙利）：“你們是怎么從一數到十的？”小學里面還有很多來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孩子 ， 我就跟著他們學了不少意大利語 。 那時我也常去教堂里學些拉丁文 ， 上高中以后 ， 我更加系統地學習了拉丁文 ， 還選修了法語 。 當時的墨爾本 ， 文化非常多元 ， 大多數人的母語都不是英語 。
之后 ， 由于種種個人原因 ， 十六歲的時候我離開了學校 ， 謀到一份銀行的工作 。 我工作的地方在墨爾本大學旁邊的萊貢街（Lygon Street）上 ， 那里又被稱為“小意大利” 。 我對這份工作還算滿意 。 那時我每天都在說意大利語 ， 偶爾還講一些法語 。 在這之前 ， 我也已經學習了不少西班牙語 。 當時我身邊大多都是移民族群 。 我并沒有什么雄心壯志 ， 甚至連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 然后有一天 ， 我工作時很偶然地碰到一個大學里來的客戶 ， 我們開始用意大利語交流 。 他問我：“你為什么在銀行里工作？”我說 ， “糊口唄 。 ”然后他說 ， “怎么不去讀大學呢？”我當時的認知是 ， 以后要當醫生和律師的人才會去讀大學 。 那個人說 ， “有空到我辦公室來吧 ， 咱們聊聊” 。 后來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墨爾本大學藝術學院的院長 。
長話短說吧 ， 我在這位院長的鼓勵下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 ， 也順利被墨爾本大學錄取了 。 但我當時并沒有一個清晰的學術規劃 ， 我能確定的是我想研究語言 ， 越異域的 ， 越不尋常的 ， 越難的 ， 越好 。 所以我決定學習中文和俄語 ， 原因就是這兩門語言都不簡單 。 我念了四年的語言 ， 也選修了其他課程 ， 增長了很多見識 。 那時候人們閱讀量很大 ， 學習俄語 ， 我們得把契訶夫的小說全部讀完 ， 還要閱讀大量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 中文也是如此 ， 第一年我們學的是一些基礎中文 ， 到第二年閱讀的東西就很難了 。 但我對這些在當時看起來頗為奇怪的文字真是愛不釋手 ， 甚至有些如饑似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