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他是“華文行楷”的書寫者,字越寫越美,卻離書法越來越遠

在當代書法復興的進程中,上海的書法家起到極大的作用。這當然與沈尹默等先生積極推動有關,也與上海人敢于開拓關系重大,比如一些書法家通過出版字帖、書法知識書籍等,為普及書法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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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任政先生的《少年書法》一書,就不知使多少青少年,從對書法的無知狀態轉入對書法藝術的了解、熱愛以至于魂牽夢繞。先生的著作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的確是許多純學術的書法著作所不及的,由此造就了大批書法后學,其中許多人都達到了青出于藍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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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先生曾師事馬公愚先生,馬公愚有“藝苑全才”之稱,他于書工篆隸行楷,于畫能寫意花卉,并長于金石契刻,還有《書法史》等多種著作行世。任政先生受馬先生影響甚深,并以之為效法的榜樣,在藝術追求上也以 “全”為目標。任政先生的楷書以歐體為基,并參以初唐諸家風范,結體精工,點畫秀整,幾乎讓人不能挑剔;隸書取法《史晨碑》《乙瑛碑》,面目和馬公愚先生隸書相似,秀麗中有篆書之圓勁;篆書雖吸收了大篆成分,卻仍不出二李小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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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鄭先生的代表書體應是他的行書,我們應做深入探討。任政先生的行書屬“二王”一脈,又和教授自己的馬公愚先生前后相承,娟秀媚好,不遜乃師。作為海派書家的重要成員,馬公愚與沈尹默對“二王”的理解是不相同的,至少在實踐上是有分野的。馬公愚以側鋒取勢,沈尹默則恪守中鋒。任先生書法乘承乃師,多用側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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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之俗書趁姿媚”,韓愈對“二王”書法的見解是準確的、深刻的,一語中的,切中要害。其實不僅“二王”,整個晉代的“翰札”都是以“姿媚”見長,而其“姿媚”的原因又都是源于側鋒取妍。所謂“晉韻”,便指這種輕松瀟灑,這種自然無事。以此來觀照沈尹默先生的書法,便覺他對“二王”有所曲解,故顯得做作與雕飾。但這并不是說任政先生的書法就是高過沈尹默先生的,任先生對“二王”及“晉韻”的理解也僅僅是用筆的一面——側鋒取妍,而并沒有真正把握“二王”的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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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欣賞任政先生的行書便有迎風飄舉、吳帶當風的風貌,而缺少一些沉著凝重之感。在章法上則字字勻稱,大小幾乎齊平,少變化,無奇韻,這恐為先生在唐楷上用意比較多所帶來的副作用。這種作品,我們感覺到先生可以隨時“制造”成批推出,因為他的書法整個功底出于一個相對恒定的狀態,想要寫壞很難,但想要寫得再好一些也很難。諸如“妙手偶得”“神來之筆”等字眼,竟與先生無關,或者說關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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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任政先生的行書便已制成字模供印刷使用,以后有作為“書寫標準模本”進入了全國規范的電腦漢字行楷常用字庫,我們現在所用的“華文行楷”,就是以任政先生的行為底本的。如果說任政先生所寫的是一種最實用的書法,當是沒有異議的。他的這種行書平易近人,我們日常讀書看報,見慣了先生的字跡,時間長了也就將之與“宋體” “新魏體”等美術字等同視了,不再覺得這是書法家的藝術品。從這一角度看,任政先生書法吃了電腦的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