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全長不過1米5的車戰利器青銅戈,為何能成為中國最特色的兵器?( 二 )

兵器#全長不過1米5的車戰利器青銅戈,為何能成為中國最特色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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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的地位變化發生于商代。這一階段,戰車開始出現在戰場上,《呂氏春秋·簡選篇》:“成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五千人”,當然,呂不韋的時代距離商湯滅夏隔著數個世紀,如果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信度存疑,但《司馬法》也多次提到夏代一種極可能是戰車的戎車。而商代,則是有實物一車兩馬形制的實物戰車出土,武王伐紂時戰車的數量就更是直接寫進了《牧誓》之中。《夏商時期的戈與野戰方式淺說》的作者認為,隨著戰車的出現和成熟,原始而混亂的徒步混戰被更考驗陣型和配合的車戰替代,而利于揮砍的戈這才成為商代最重要的近戰兵器。兵器#全長不過1米5的車戰利器青銅戈,為何能成為中國最特色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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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推測最大的問題在于,至今為止,考古人員依舊沒能挖掘出任何一柄適用于車戰的商代長柄戈或者商代長矛,甚至早期的戈很多都是80cm,單手斧的程度。商代出土長度的長柄武器,以1952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140cm矛柲為典型代表,這支矛柲即使是安裝上矛頭后,長度也只有155cm,略高于同一時期出土的最長青銅戈,而這種長度,用于春秋時期常見的戰車錯轂戰,顯得實在是有些兒戲。因此,這些長度大多不過150cm的青銅戈,真的能因為車戰而盛行,繼而影響商代青銅戈的保有量嗎?這一點我們很難給出確定的答案。相反,如寶雞竹園溝和北京琉璃河等地,出土的周代青銅器物中,就有多件長逾400cm的車戰長矛。這樣的形制,也進一步印證了《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的說法不虛。即使車戰導致戈的流行這一猜測,并不合理,但有一點卻是事實,從出土的商代青銅文物來看,青銅戈出現的頻率的確要遠遠高于青銅矛。拋開殷墟西北崗那個對長矛似乎有偏執愛好的商王墓不談,如今出土的周代青銅兵器中,戈的數量要比矛多出至少四成。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愈發正規且專業的步戰方式有關。商代軍隊的作戰方式,相較于夏朝有所轉變,在裝備配置和訓練等方面,更加職業化。1976年,考古學家曾在陜西省城固縣寶山鎮蘇村小冢村西北發掘出一個封閉的商代銅器窖藏,據推測,里面存儲的可能是一支商代百人隊所配備的軍事裝備,其中除了95件戈及其變種戣外,還有大量的青銅面具和盾牌,以及282件可用來安裝在皮胸甲上提高防護力的銅泡。從盾牌、頭盔數量反向分析,人們猜測這支百人小隊在作戰時需要擺成密集的作戰隊形,才能發揮這些防具的防護作用。也就是說,此時的商人,就已經開始依靠密集陣來對抗敵人了。在這種密集陣當中,長度略長于斧鉞、刀劍的青銅戈,恰恰得以發揮最大的效能。他們以盾牌為防護,使用青銅戈啄擊和推擊敵人,迫使他們露出破綻。在戰國之前,參軍是一種權利,只有貴族和處于核心圈的國人方能進入軍隊參戰。這就意味著,這些參戰的軍人大多數是訓練有素的精銳,在他們手里,青銅戈這種多面手的武器才能顯露出它的猙獰面目。不過,商周時期,雖然是戈類武器發展的巔峰,但在這種強勢的背后,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戈也在適應著時代發生著變化。兵器#全長不過1米5的車戰利器青銅戈,為何能成為中國最特色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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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的長胡刃內戈單以商代為例,就像我們前面說的那樣,早期的青銅戈多為無胡設計,雖然能進行啄擊和推擊,但并不利于勾殺,為了增加勾殺動作的傷害性,商代晚期乃至西周時期的青銅戈逐漸向中胡和多穿發展,一方面增加勾殺動作的殺傷力,同時減少勾殺時戈頭脫落的可能性。這對于青銅戈效能的提升無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對于那些經過訓練的專業軍人而言,他們的勾殺動作并非兩部分,而是一次發力,利用戈鋒與胡部的角度帶動橫向作用力切開人體組織或者貼身皮甲——這種切割帶來的傷害對于無甲和皮甲目標而言,無疑是毀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