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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清代用儒家道統強化統治合法性，以祀孔尊儒來貫穿知識分子的思想

定鼎之初清廷祀孔尊儒之策，是明顯的權術所為，其對于明代典制的承襲，一方面是受制于國力因素，但更重要的則是出于繼道統而新治統的需要，歸根結底乃是權術所為。從這一點來說，進入盛世以后，清廷在祀孔典制方面所做的革新并不出乎其外。
一方面，是由于四海承平，使朝廷有足夠的政治精力，更有足夠的經濟力量，來根據自己的需要，對祀孔之禮進行部分調整。如康熙二十五年，針對武官陪祀的詔令，正是基于國內一片祥和，無全面戰事之情勢，表明了祭祀尤其是祀孔也是武官之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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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雍正之時，無論是改幸學為詣學，還是避諱致齋，亦或者是重建辟雍以行視學新制，其出發點皆為祀孔尊儒，都是強調朝廷將崇儒教化，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的、且要堅決執行的國策，體現出清廷此時專于內政的政治方向。又如雍正十一年，世宗為確保各省州縣祀孔禮儀完備，祭品豐潔，允許從公款內撥補，則更是基于此時國力強盛，國庫豐腴。而乾隆時期，高宗多次南巡，八次詣闕里，乾隆四十三年后，每年巡幸熱河幾乎每次必詣文廟，這些盛大的祀孔儀式，都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支撐，其背后所代表的，正是康干盛世之下中華強盛的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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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盛世之中，盡管對于治統合法性的質疑之聲，已經微弱很多，然而對于治統合法性的顧慮，卻始終縈繞于清代帝王心中，以至乾隆中葉，尚有叫魂等治統恐慌。因此，康乾諸帝在表現出對王朝正統絕對自信，高喊著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同時，也必須進一步借助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統，來強化自身治統合法性，以祀孔尊儒來保持天下知識分子的歸心。不過已經不再如清初那樣承襲舊制，戰戰兢兢之中不加更改，其改革思路充滿了文化自信，并不斷表示自漢至明，典多缺略，以此突出自身崇德報功，遠軼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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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圣祖所開東巡祀孔之制，仿若漢代帝王東巡，從制度上追述古人，暗含有歸于正統的含義，意在強化正統形象，加強與道統的鏈接。這對于剛剛結束三藩之亂，需要重振朝綱、統攝人心的圣祖皇帝而言是非常必要的。至于獻功、告祭之制的設立，也遵循了這種追溯正統的思維模式，所遵循的制度，甚至可以的追溯到上古三代，以所立新制的正源，來進一步強化其統治的正統性，兩制雖為殊典，在清代僅舉行過寥寥幾次，但其所傳達的政治含義，甚至比列為常制的春秋丁祭更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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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廷中期所做的一系列典制構建，頗有恢復中華正統古制的意味，而不似夷狄之君的即興所為。然而，如此就此將清代中期一系列祀孔變革，單純的歸結為基于清廷祀孔尊儒之策的政治表達，視其為權術所為，未免有所偏頗而忽略了身處中原漢地，清廷所受到的漢化影響。事實上，隨著祀孔尊儒政策的實施，一大批漢人士子們，對清廷文化上的隔閡日漸淡薄。在清廷一系列諸如開博學鴻儒等，招徠人才的政策鼓動下，像李光地、陸世儀、陸隴其、熊賜履、楊名時、朱軾、阮元等理學名家、鴻儒巨擘皆在廟堂之內，實踐著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理想，也將儒家信仰，真正的根植到了清廷統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