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選的考古遺址 , 在黃河、長江流域的華北、華中、西南、華東地區有密集分布 。 比如 , 在黃河“幾”字形段和中下游沿岸散布著山西吉縣柿子灘舊石器時代遺址、山西中西部的柳林高紅商代遺址、河南靈寶西坡新石器時代大型墓地、河南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山東城子崖龍山與岳石文化遺址等 。 在長江沿岸有大量古文化遺址 , 比如 , 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湖北雞公山遺址、江蘇省張家港市東山村遺址等 。 這些均是黃河、長江流域孕育文明的重要實物見證 。
在持續發布“十大發現”的30余年間 , 我國歷史遺存密集地區的考古成果非常豐富 , 重大發現迭出 。 從歷年評選推介項目可以看出 , 文化遺址富集量大的河南、陜西等省份 , 入選項目量也較多 。 河南是公認的地下文物大省 , 幾乎年年有項目入選 , 2007年更是有多達5個項目一同入選 。 陜西也多次出現年度入選兩個以上項目 。 河南和陜西 , 共計有78項考古成果進入歷年“十大發現” , 約占到總量的24% 。
在2015年前后 , 重大考古成果出現了新的分布趨勢 。 “十大發現”的空間分布更趨廣泛 , 多年未有項目入選的省份 , 如吉林、黑龍江、北京、寧夏等都有新考古發現入選 , 海南則以“沿海地區史前遺存”在2015年入選“十大發現” , 實現了該省在此方面“零”的突破 。
從地理區劃空間來看 , 我國西北地區入選的“十大發現”數量增幅最大 。 截至2005年時 , 西北地區還只能列出16項成果;但到2015年 , 入選總數就上升至33項 , 到2022年總數達到52項 , 呈現每5年就有階梯式增長的態勢 。 西南地區在2011年后出現較大增幅 , 近年來每年均有1項以上入選 , 目前已達到36項 。 考古工作在地理空間的不斷拓展 , 豐富了我們對祖國遼闊疆域上不同文化的認識 , 也擴展了我們對于古代中國的了解 。
先秦考古成果
占半壁江山
從歷年“十大發現”可以看出 , 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夏商周時期的考古成果約占到總量的55% 。 這其中包括世界遺產浙江良渚古城遺址和殷墟、被譽為“中國文明的前夜”的陜西石峁遺址、“夏都”河南二里頭遺址以及四川的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等 。 這些均是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推動下取得的重要成果 , 對于展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解釋早期中國形成和發展的整體面貌具有重大意義 。
秦漢以后入選“十大發現”的遺址、墓葬項目數量雖然略少 , 但基本覆蓋了主要歷史時期 。 其中漢代考古成果最多 , 達到37項 , 南北朝(14項)、唐(16項)、宋(17項)、遼(7項)、明(10項)時期成果也相當可觀 。 歷史延續時期較短的秦(公元前221年以后)、魏晉、隋、五代、金、元以及近現代也有項目入選——“十大發現”已能大致勾勒出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時空序列 。
越來越多的考古成果讓真實的歷史信息更加清晰、全面、真實地呈現在公眾面前 。 比如 , 2021年備受矚目的“陜西西安江村大墓” , 確定了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 , 更正了“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 , 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 。 2019年的“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項目” , 滿滿的船貨再現了南宋手工業經濟和貨運交通的發展盛況 , 彰顯了南宋時期中國與周邊區域海上經貿活動的繁榮景象 , 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盛的歷史見證 。
入選項目
類型豐富、成果豐碩
320項“十大發現”入選項目涉及的類型非常豐富 , 既有帝王陵寢、諸侯王(后)墓、貴族墓等 , 也有聚落址、洞穴遺址和城址、建筑遺址 。 進入21世紀 , 聚落和建、構筑類的入選項目數量明顯多于墓葬類 。 在2022年度評選結束時 , 墓葬類項目總計89處 , 聚落類和建、構筑類項目則都達到103項 。 這客觀反映出 , 在理論、方法、技術不斷進步的前提下 , 考古工作者對聚落遺址、城址、建筑基址的研究不斷深入并取得重要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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