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社會學需要更多關于“現代”的研究｜專訪陳映芳( 二 ) |陳映芳|社會學的想象力|米爾

【中國社會學|社會學需要更多關于“現代”的研究｜專訪陳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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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斯與導師格斯合著《性格與社會制度》（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1999年再版封面。
“周邊世界”與每個人有關
新京報：想象力的基本內容之一是在人的處境與社會的結構之間穿梭的能力，依米爾斯的理解，也便是“清晰地概括出周邊世界正在發生什么，他們自己又會遭遇到什么” 。自上世紀以來，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接受人的行為是社會性的、文化性的、制度性的，那么，自然而然就會由此去理解背后的社會結構，而不會滿足停留于個體生物和心理等微觀層面。幾個主要的宏大敘事諸如“后現代主義”“消費主義”甚至成為解釋“周邊世界”的靈丹妙藥。而在中觀層面，社會調查研究也在不斷收集個體層面經驗數據，歸納分析“階層”“教育”“社區”等中層概念，關注著個人之外的“周邊世界”在發生著什么。總之，將人的處境和“周邊世界”連接起來好像是人們一直都在做的。那么，想象力還是一個問題嗎？我們需要理解的那個“周邊世界”是什么？
陳映芳：中國社會學經歷過一段被取消的歷史，在改革開放后恢復重建，當時，無論是“南開班”（由社會學家費孝通等人組織舉辦的社會學研究生班）畢業的，還是早期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他們接受的社會學專業訓練大多都基于同期西方社會的經驗，研究范式也受其影響，而我們的社會因其所處的不同時期，事實上最需要的是更早一些的如古典的或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學研究。你可以看到，這里有“現代”與“后現代”的錯位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所處的社會接近米爾斯當初的情形，包括冷戰開始后的國際關系和美國國內社會秩序的邏輯，以及社會科學的功能、地位在學術研究智庫化背景下的變化等。
以上是我的一些理解，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說你提的“周邊世界” 。
我們每個人都是會關心“周邊世界”的。在過去，人們可能主要關心的還是家庭和傳統共同體等內群體、地域社會，而在近代化過程中則關心民族國家命運，在計劃年代也關心單位的事。在20世紀80、90年代市場化過程中，個體進入市場，只不過也是帶著家庭進入的。而此后，城市化和城市大開發也引發了諸多重要的變化，包括我們如何理解城市的開發機制、市民的財產安全，當然在這其中既有家園也有社區的命運。由此我們還可以關注到公共資源配置和社會公平等問題。這些都屬于“周邊世界”的范疇。我們無法說“我這個地方”或“我這個階層”好就好，命運有連帶性，遠方發生的災難也是我們的災難。甚至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的災難都可能改變我們國家的命運，進而影響到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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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國的邏輯》，陳映芳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2年5月。
人作為主體的條件
新京報：接著你剛才說的“每個人” ，如何理解既是想象力對象（被研究時），也是想象力主體（去感受并理解“周邊世界”時）的人？
陳映芳：人的社會學想象力是有條件的。按照阿倫特的說法，人需要成為完整的人。在有關社會調查的制度框架中，專業的調查機構及其從業成員的存在，以及他們展開調查的動因和基本條件，或者依附于政府需求、商家需求，或者則附著于大學科研項目之上。也就是說，在有關社會調查的制度中，我們的“社會”、“社會成員” ，其實多只是被設置為調查的對象、被詮釋的客體，其本身卻并不具備研究社會、了解自身的基本條件。而市民之成長、社會之成熟，需要社會成員具備相應的認識自我、詮釋自我的基本能力，唯此才能成為社會權利、社會主張的聲張者，成為推動社會自我變革的真正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