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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關帝廟——運城關帝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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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 , 關公是與中國古代小說、戲劇這些文學樣式共相始終的一個形象 。 正是在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 , 在清初文學中 , 關羽已被崇譽為集“儒雅”“英靈”“神威”“義重”于一身 , “作事如青天白日 , 待人如霽月光風”的“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了 。 [2]
大約是“不識廬山真面目 , 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緣故 , 盛行關公信仰的漫長時期中 , 歷代史家對于關羽崇拜的始末根由、曲折轉變 , 并沒有認真的考探辨析 。 而近代文化斷裂后 , 中國文學史凡談論及此者 , 則率以“封建統治階級提倡”和“《三國演義》影響”為由 , 眾口一詞 , 幾成定論 。
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楊慶堃(C. K.Yang)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專著《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被認為是以西方視角研究中國社會學的重要成果 。 在他擷取的全國八個代表性地區“廟宇的功能分配”中 , 就將關帝廟宇歸類為“C , 國家”之“1 , 公民與政治道德的象征”中“b , 武將”一類 , 并論說道:
在當時全國性的人格神崇拜中 , 沒有比關羽更突出的了 , 關帝廟遍及全國 。 雖然這位公元三世紀的武將是作為戰神而被西方學者所熟知的 , 但就像大眾信仰城隍一樣 , 關公信仰起到了支持普遍和特殊價值觀的作用……神話傳說和定期的儀式活動 , 激勵著百姓對關公保持虔誠的信仰 , 使關公信仰得以不斷延續 , 歷經千年始終保持著其在民間的影響力 。 [3]
其實與文學史的說法相去不遠 。 從現在掌握的情況看 , 對于關公文化略近于現代方式的專題研究 , 是從 1840 年由西方傳教士白奇(Birch)的《解析中國之四:關帝保佑(AnalectaSinensia , No4: The kwanTePaouHeum)》開始的 。
國際知名漢學家李福清(B.Riftin)就說:
關帝信仰這個題目并不是新的題目 , 有許多國家的學者從 19 世紀中葉就開始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 [4]
而中國人自己在現代意義上的研究 , 則以 1929 年容肇祖在廣州《民俗》雜志發表的《關帝顯身圖說》為最早 。 1993 年饒宗頤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新加坡:五虎祠》 , 副題則是《談到關學在四裔》 。 “關學”之說 , 無非強調此中關聯甚多 , 內蘊豐厚 , 絕非僅持關帝廟或者《三國志演義》一端立論所可道盡的 。
“文化研究”據說是當前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熱點 。 但究竟何為“文化” , 卻人言言殊 , 據說定義不下二百個 。 其實這本來是一個漢語詞組 , 出自《周易·賁·象卦》的“觀乎天文 ,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 以化成天下” 。 日本人以此移譯源出拉丁文的 culture(詞根原意是耕種) , 也是來源于農耕文明 , 由此產生的歧義又多出了一個乘方 。
從先民說來 , “文化”實際上應當是一個動詞 。 東漢《說文》言 , “文 , 錯畫也” , “化 , 教行也” 。 “文”的本義就是“紋” , 自然紋理和花紋給人以美感 , 人們就樂意模仿 。 圣人所作的詩禮樂書也是美好的 , 人們如果也樂于模仿 , 那么天下就都變得美好了 。 這就是以文治來教化天下的意思 , 道出了文化的親和力 。
后來又出現了對應的概念 , 比如劉向《說苑》:“凡武之興 , 為不服也 , 文化不改 , 然后加誅 。 ”晉代束晰《補亡詩·由儀》說的:“文化內輯 , 武功外悠 。 ”昭明太子蕭統注曰:“言以文化輯和于內 , 用武德加于外遠也 。 ” [5] 又道出了文化的固有凝聚力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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