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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敲鐘”的紹興人：疏離的王陽明，悲涼的魯迅(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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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與“良知”
巧合的是 ， 在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中 ， “良知”也是一個關鍵詞 。 而且 ， 宗教改革與王陽明創立心學幾乎同時發生 。
1517年10月17日 ， 因為被羅馬教廷販賣贖罪券的行為激怒 ， 路德在德意志維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門上訂上了《九十五條論綱》 ， 指出教皇沒有赦罪的權柄 ， 贖罪券售賣活動只能導致腐?。徽嬲\悔過的人 ， 無須贖罪券就可以獲得罪罰的赦免 。
他這些觀點等于否定了教皇具有最高權威 ， 宗教改革運動由此展開 。 1521年4月17日 ， 路德在神圣羅馬帝國議會受審 ， 主審官要求他收回改革觀點 ， 被路德當場拒絕 。 路德說：“除非用圣經和明白的理由證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議會的權威 ， 因為他們彼此矛盾——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獲 ， 我不能而且不愿意撤銷任何觀點 ， 因為違背良心是不對的 ， 也是不安全的 。 愿上帝助我 ， 阿門！”
什么是良知？以及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路德曾這樣解釋：“每個人的良知就有足夠的驅動力 ， 使自己的心忐忑不安 ， 以至像一個窮困可憐的乞丐 ， 見到珍寶就歡喜得不行 ， 非要得到了才安心 。 真的 ， 若是乞丐聽到哪里布施錢財、衣服 ， 他就不需要監守官的鞭打、強迫 ， 而是自動地盡快跑去 ， 以免得不到禮物 。 ”
在路德那里 ， 良知是一種否定性的內在力量 ， 讓人意識到自己的不足 ， 從而對恩典充滿渴望 。 相較之下 ， 良知在心學中 ， 是作為一種肯定性的內在力量存在的 。 對于王陽明而言 ， 良知既內在于人性 ， 也引導人性走向完美、豐富 。 一個“致良知”的人 ， 不僅僅不是貧窮的乞丐 ， 反倒是一切不用外求的最富有的人 。
因此 ， 王陽明對良知的種種解釋 ， 也都洋溢著樂觀色彩 。 比如：“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 ， 是非只是個好惡 。 只好惡就盡了是非 ， 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 不假外求 。 ”又如：“人人自有定盤針 ， 萬化根源總在心 。 ” “爾身各各自天真 ， 不用求人更問人 。 但致良知成德業 ， 謾從故紙費精神 。 ”
王陽明和路德所說的“良知”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別 ， 根本原因在于：王陽明所說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識 ， 也是最高本體 ， 而路德所說的“良知”沒有本體性 ， 是“被上帝的道俘獲”的 。
“致良知”的這種特點 ， 不可避免地會讓心學走向主觀化 。
王艮是倍受王陽明欣賞的王門弟子 ， 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 ， 進一步強化了心學的這種主觀性 。 泰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顏鈞 ， 在講學的時候就地打滾 ， 一邊打滾一邊說：“試看我良知 。 ”對此 ， 泰州學派另一代表人物李贄認為 ， 顏鈞參透了“良知真趣” ， 是個真性情的人 ， 不是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 ， 那些人才是“無一刻不打滾” 。
李贄之所以要為顏鈞做這樣的辯護 ， 是因為心學在影響力和影響范圍越來越大的同時 ， 也越來越有流入怪異的趨勢 ， 從而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
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顧炎武 ， 譏諷心學后人“以無本之人 ， 而講空虛之學” 。 同為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黃宗羲 ， 雖然并沒有像顧炎武那樣嚴詞駁斥心學 ， 但也認為心學開啟了“狂禪”之風 。
四百年 ， 又一個紹興敲鐘人
這些紛紛擾擾 ， 對于王陽明而言 ， 都是身后事了 。
1527年 ， 王陽明最后一次受命于朝廷 ， 前往廣西平叛 。 1529年 ， 他在歸程中病逝于江西 。 臨終前 ， 留遺言于弟子：“此心光明 ， 亦復何言 。 ”他的弟子將他安葬在紹興城外的鮮蝦山南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