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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范今|【學人剪影】孔范今：以人文情懷觀照百年文史( 五 )

畢業孔范今曲阜中文系李希凡


時至新世紀之交 ， 人們對那些此前鮮少問津的現代作家作品早已不再陌生 ， 甚至趨之若鶩 ， 卻將一些曾經光耀史冊的名家名作棄如敝屣 。 對此 ， 孔范今多次發聲批評這一現象 ， 否定一味標新立異 。 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所謂的“大師文庫” ， “作為代表20世紀中國文學中重要一翼、創作成績也不宜小覷的茅盾竟然落選 ， 從前‘末座’的詩人一躍而為‘大師’ ， 豈不令人目瞪口呆？”孔范今認為 ， 文學史的“經典化” ， 其“意義”范圍和內涵應是“史識”與文學鑒賞批評的科學融合 。
追求歷史與邏輯的理想統一
《書系》總序開篇就已申明的兩個“命定” ， 道出了孔范今作為一個求索不止的知識分子 ， 心中的困厄與超越交替而朝向真理的行進 。
解決了史料問題 ， 文學史“大廈”就有了基石 。 孔范今便打算著手重建符合“對象本體”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 “至于如何從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建構起這部文學史來 ， 這其中 ， 既有從縱的方面對過程完整性的把握和階段分期問題 ， 又有從橫的方面對各種關系的處理與評價問題 ， 縱橫交錯 ， 難題一個個接踵而至 。 ”這時孔范今意識到 ， 史學觀念的重構與文學史的重構是密不可分的 。
從孔范今身上可以看到一代學人的縮影 。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 ， “重寫文學史”思潮在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學史研究領域持續升溫 。 然而 ， 令研究者們不滿的 ， 不僅是以往研究對一些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疏漏 ， 更指向了導致這種疏漏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觀 。 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 ， 旨在倡導以整體思維與現代性意識考量現代文學變遷；1986年 ， 金克木提出“立體研究”的概念；1988年 ， 陳思和等提出了“新文學整體觀” 。 一方面 ， 孔范今對同行們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文學史時段概念產生共鳴；另一方面 ， 他又給出了自己的理解 。 “這一指稱之所以成立 ， 是因為它契合了新文學發生發展的一個相對完整的過程 ， 是中國文學轉型發展的一個世紀 ， 以區別于傳統古典文學 。 ”據此 ， 孔范今獨樹一幟地提出 ， 以梁啟超倡導三界（詩、文、小說）“革命”作為這一文學對象的起點 。 “中國文學自此開始 ， 在基質方面與傳統文學形成對抗 。 ”帶著強烈的歷史感 ， 孔范今撰寫多篇文章 ， 探討亟待重建的新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觀 。 正如他為1992年出版的專著所擬書名——《悖論與選擇》 ， 孔范今倡導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放在歷史的悖論性結構中來把握 ， “這種悖論性表現為這一時期歷史的否定式發展的回旋圖式 ， 救亡與啟蒙構成了二十世紀悖論性歷史結構和現代轉型進程的兩大支點” 。
從大量文獻的廣泛搜集 ， 到每一個體作品的細致分析 ， 再到總攬全局的史觀駕馭 ， 1997年 ， 孔范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問世 ， 意味著經過近十年的籌劃、構思 ， 孔范今理想的文學史“大廈”終于落成 。 在整整160頁、12萬字的“導論”中 ， 他專門分析了經濟、政治、文化變革與中國現代文學的辯證關系 ， 進一步論證歷史結構的悖論性與現代文學的補償性調整之間的復雜關系 。 這部文學史的另一個特點 ， 是將臺灣文學、香港文學、通俗文學等納入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架構之中進行闡述 。 有學者認為 ， 這部新文學史“使得許多以往被遮蔽和‘邊緣化’的文學事相得以呈現出嶄新的學術意義” 。
孔范今的思考在與一個時代學術思潮產生共鳴的同時 ， 又常常以超脫的思維做歷史的理性審視者 。 就如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魏建所論 ， “孔老常在別人研究停滯的地方 ， 開始他獨具特色的‘接著說’ ， 從而推動學術的延伸和超越” 。 看到有不少現代文學研究者由否定“革命”范式而單向度選擇“啟蒙”為落腳點 ， 為否定非文學因素對文學研究的影響 ， 而倡導將歷史剝離出對文學本體的研究 ， 孔范今警覺地指出 ， “文學價值觀與文學史觀的重建不是‘翻烙餅’ ， 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 。 文學有其獨特性和獨立性 ， 但不能忽略歷史的結構與動力作用對它所形成的影響 。 既然是‘史’ ， 就應該有史的動勢方面的揭示 ， 不能等同于作家作品評論的堆積” 。 2001年 ， 孔范今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商榷文章《絕對化思維無助于文學史的科學建構》認為 ， 否定簡單化的“歷史進步論” ， 不能因此而否定歷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這一事實 ， 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國文化與文學現代轉型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